1、整个学期，董先生只要求我们精读JamesR、Hightower的TopicsinChineseLiterature。虽然正式选课的只有清茂与我二人，旁听者倒也常有叁数人。董先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严厉。他在自己的那间第六研究室上课，清癯的身子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后，偶尔会把双腿高搁于桌上，我们就看到他老旧修补过的皮鞋底。讲到高兴时，他常会乾声笑笑，时则又从椅上快速奔走到对面的黑板急写几字。清茂与我各捧一书，轮流隔周做报告，然后讨论，听先生补充或批评。期末写一篇读书心得。我那时年少胆壮，相当不客气地批评了那本书的疏漏之处，讵料董先生喜欢，替我投稿于《清华学报》刊出。多年后，我访问哈佛大学，会见已煺休的Hightower教授。他淡淡对我说：「我读过你批评我的那篇文章。那是我年轻时候写的书。」面色并无不悦。我回答他：「那时，我也很年轻。」
2、靠窗对面相向那两张较大的书桌，我曾见过先后为吴守礼、洪炎秋、郑骞、叶嘉莹等诸位先生拥有过。何其荣幸，我能与所崇敬的前辈学者共同分享过这个研究室！他们每一位的学识与人品，是我追随仰慕的典范。我目睹他们敦品励学，皓首穷经，谆谆教诲，爱护学生。
3、杜鹃花缤纷谢又开，几多青春欢愁的足迹蹭蹬其间而不自觉。从中文系第四研究室外走廊俯瞰花丛，忽焉已是研究所的学生，进出文学院大楼的心情，也不再那样羞怯不自在了。
4、木犹如此，时间流逝何其快速，没有声息，唯于形影间隐约可辨。
5、碎石路是当时的椰林大道，从校门口直铺到傅钟，又彷佛更延伸至稍远处。我们那些新生只能对昂首阔步走向傅钟及更远处的学长，投以羡慕的眼光；我们的活动范围，不分科系，大抵局限于临时教室那一区域。事实上，大一新生有许多课都属共同必修。
6、大四那年，与研究生合上「楚辞」。台先生对古代神话有独到见地，于〈离骚〉、〈天问〉诸篇，反覆考索，进度甚缓，却令我们见习到一种为学的典范。当时的教学方式不重量而重质。台先生和其他师长都没有教学进度表。他的「中国文学」只讲到唐初，「楚辞」也没有讲完，但我们所学到的是治学的方法与精神，使我们日后受用不尽。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台先生考学生的方式。他不喜欢出题琐碎，往往是一个大题目，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，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。对于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，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用，长长考卷密密字，有如一篇小型论文。许多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分钟，甚至恳求助教延长收卷时间。我也记得「楚辞」的期中考，是以白话文翻译〈九歌〉中的任何一首。试卷可带回家，且更可参考任何书籍，精确而流畅是给分的标准。这种考试的方式，既可测知学生的理解力，复得以观察其文笔如何，确乎一举双得。我自己教书时，也常傚此法；尤其遇到外籍学生，无论令其译成中文语体，或英、日文字，都能同样测知其程度。台先生有开阔的胸襟，他也是不断鼓励我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外，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最力的师长。他不仅鼓励，而且阅读我的译文，甚至讨论和分享。
7、英文，不以系区别，而是依录取分数高下分组。我被分在第二组。同班多为外文系同学，另有法律系、政治系等学生。中文系只有我一人，所以颇寂寞。第一组和第二组任课老师是美籍先生，采英文直接教授法，因此同样课本，两组的上课情形较他组紧张些。
8、我又来到这一间已不再存放我个人书籍的第四室。
9、其实，我上台先生的课并不多。大二必修的「中国文学史」，是与外文系合上的大班。台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，他采用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为底本，而每多补充意见。直到先生过世后，我们才看到他塬来已经有一份用毛笔楷字书写的文学史讲稿，只是没有出版罢了。